左公柳

无名氏

大将筹边未肯还，湖湘子弟遍天山。

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

丝绸古道的“左公柳”和这首咏左公柳的诗，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。

“左公柳”是近代典故。它的经典解释是：“秦陇道上，两旁植有杨柳，直抵新疆”，因为是左宗棠西征时期命令部属所植，“因名‘左公柳'”(《冷禅室诗话》)。

踏上西行古道，离开家乡亲人，就只有沿途的景色相伴。从晚清到民国，丝绸之路沿途成林的柳树成了一道风景线，不但为行人提供了庇荫，引动了行旅的乡思，而且成了忠实的“旅伴”。有道路，就有柳树，在苍茫无垠的西行途中，绿树一线相连，不但指示了路径，也给了旅人生机和希望。柳树，历来在人们心目中就含有送别的意蕴。从《诗经》开始，“杨柳依依”（《小雅•采薇》）便是诗人笔下的羁旅行役的象征。晚清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“西行记”中，都写到了路畔的柳树；都不忘记提到与古道并行的柳树，提到这些柳树与左宗棠的关系。

人们都知道，左宗棠前半生是与太平天国厮杀,后半生则力主保持“塞防”，亲自引军收复了新疆。当代中国新疆能有这样一个版图，主要靠左宗棠和杨增新。左宗棠长期镇守陕甘，在晚年“旅榇”（随军携带自己的棺材）西征途中，所到之处特别重视植树，要求西行驿路两旁遍栽杨柳，务必保种保活，持之以恒。从陕西到新疆的皇家驿道两侧以及所路经的村镇，处处柳树成荫。据记载，历年成活的柳树，仅在陕西长武到会宁 600 里路之间，就有 264000 株。以此为据推算，从陕西到达乌鲁木齐途中，曾栽种了 500-700 万株树木。西行旅人和沿途居民，将这些“官柳”统称“左公柳”。

为保护柳树，有人专门在路边立碑劝阻盗伐者：“昆仑之阴，积雪皑皑。杯酒阳关，马嘶人泣。谁引春风，千里一碧。勿剪勿伐，左侯所植。”20 世纪30年代，《申报》记者陈赓雅在其往返新疆一路所写的连续报道中，专门有一篇题为《左公柳》。直到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，还有人在从安西到星星峡途中，见到十株老柳树，树上挂有楷书的木牌，写着“左文襄公手植”。这些树不一定是左宗棠亲手种植，但无疑是经历了饥馑、战乱，在当地居民保护下仅存的“左公柳”。

这首诗是“竹枝体”的七言绝句，明快上口。诗中惟一涉及的典故，就是反用了唐人名句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。也许唐人的诗句太有名、太凝炼，也许这里用得太切题、太巧妙，以“引得春风度玉关”作结，就将诗境提升至高屋建瓴的位置。清人余焕云在《味蔬诗话》这样评论本诗：“轻轻点缀，不事铺张，最为超妙。所谓善于用简，以少胜多。”他的意思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写得深入浅出，就是有点睛之笔。

本书引录的这首诗，诗题是笔者所拟，文字也是据几个不同版本参校的。关于这首诗，还有一些疑问。比如，作者究竟是谁？题目到底叫什么？出自何书？吴蔼宸是前辈学人，他编录的《历代西域诗钞》流传颇广。人们主要是据《历代西域诗钞》引录本诗。而吴蔼宸《历代西域诗钞》说这首诗是杨昌濬作，诗题为《恭颂左公西行甘棠》，并注明出自晚清人裴景福的西行记《河海昆仑录》。有作者，有题目，有出处。但问题是前人记载中虽然屡见引证，然而《河海昆仑录》一书中就没有这首诗。关于诗的作者，王逸塘《今传是楼诗话》有这样的说法：秦陇古道上，柳荫载路，直抵新疆，都是左宗棠进军新疆时所植,世人称做“左公柳”。左宗棠旧部杨昌濬特意写了这首诗,以纪其实。《今传是楼诗话》是一部小有名气的晚清诗学著作，记述应该有根据。可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十却又说：左宗棠经略西域，出嘉峪关时，沿途插柳，本意不过是为标明往返路途，而积久成荫，风景一变。有个游学在外的湘人谒见左宗棠于塞上，献了这首诗。左宗棠击节赞赏，优礼待之。

事实上，我见过的文献中从没有明言这首诗的题目和出处，这也许等于说它本就是釆自民间传说。杨昌濬与左宗棠有历史渊源，左宗棠西征，他留守陕甘，受命佐新疆军事，一直做到陕甘总督。说诗是他写的，着眼点恐怕在他的身份。他行伍出身，虽有诗名，能不能写出这样言简意赅、寓意深刻的诗，还有疑问。我倾向于这首诗是无名氏一时为途中杨柳所感，“妙手偶得”，写成此诗，流传过程中附会到杨昌濬身上。这种例子并不罕见，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诗传诵极广，颇受欢迎。

（本篇校对：李南南）